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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70年,中国崛起开启新的世界历史
http://www.CRNTT.com   2019-09-12 15:49:49


 
  西方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达成“权力制衡”的目标。且不说所有这些“制衡”是否有效及其制衡的结果,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既忽视了资本之“恶”的问题,也忽视了社会之“恶”的问题,但这种忽视又是很容易理解。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本来就和资本不可分离,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里,“恶”(追求私利)是一种积极的要素。他相信人们的“自私”行为可以自动导致公共品的出现。但其他人发现资本之“恶”的恶果。对资本之“恶”,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揭示,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作了文学描述。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之“恶”有了一定的制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当代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这种局面,资本再次坐大。资本之“恶”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条件是资本具有主权性,即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可以对资本产生影响力。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轻易和主权“脱钩”。资本没有国界。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资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无一不演变成独享经济,而非往日的分享经济。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大部分财富流向了极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民能够分享的很少。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种社会冲突浮上台面。

新时代呼吁新体制出现

  与政治和经济相比,在任何地方,社会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近代民主产生以来,社会力量的地位尽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变不了其弱势的局面。尽管社会之“恶”基本上是其弱势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约着西方政治体制的运作。今天的西方,社会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权利,但同时也倾向于滥用权利。福利制度就是明显的例子。民主经常演变成为福利的“拍卖会”。尽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们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幷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一份贡献一份”。如果没有“一人一份”的贡献,就很难保障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资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几份,即政府通过高税收政策来追求社会公平。但很显然,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就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实际上,“避税”也是西方资本“全球化”的强大动机之一。进而,随着社会的越来越不平等,西方社会各种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暴力行为横行,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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