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华」情绪的蔓延一方面是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和挑战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这种情绪的长期存在和扩散，又不可避免地反过来阻碍中日关系的改善和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种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的相互作用下，中日关系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进入了一个负面因素不断增大的不稳定期，两国关系的矛盾状态更加明显。一方面，中日两国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与相互依存关系日益深化；另一方面，两国政治关系的走向却呈现出新旧难题交织、正面冲撞事件不断以及「渐行渐远」的发展态势。
从表面上看，促使日本对华「亲近感」不断萎缩和「厌华」情绪日渐增大的直接原因，是中日关系中的诸多难题无法破解所致。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这些一目了然的表面因素的背后，隐藏着需要深究的「根子」。在笔者看来，当令日本社会中较为普遍的对华恐惧心理和不满情绪以及日本对外认识上时而出现的强烈的危机意识等思想认识方面的「隐性因素」，构成了推动日本对华感情由「亲」变「疏」和「厌华」情绪不断蔓延的深层原因。
「中国威胁论」与「恐华」心理
当今日本社会对华感情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恐华」心理的普遍存在。这种心理的形成有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而「中国威胁论」的流行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出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与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有密切关系。在冷战时期，由于中日两国均把前苏联视为首要威胁，所以尽管当时长期存在于中日之间的政治上的对立并未完全消失，但双方相互抱有的敌意却非常稀薄。在此形势下，中日两国对对方的恐惧心理也就非常微弱。冷战结束之后，前苏联的解体使中日两国失去了昔日的首要威胁，引发了彼此战略关系的重大变化，「中国威胁论」开始登场。这一论调的主要观点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军事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已经或将会对日本的生存和发展构成「现实和潜在威胁」，日本有必要及早采取预防性措施，更加有效地应对中国崛起的现实。
从中国的立场上看，「中国威胁论」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国既没有威胁别国的历史，也不拥有足以威胁别国的强大军事实力，更没有威胁别国的政治意愿。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强调「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上推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因此，在中国看来，所谓「中国威胁论」要么源于对中国的无知，要么出于政治上的别有用心和对中国的故意诬蔑，不仅不能成立，而且完全无法理解和接受。
应该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威胁论」虽然在一些国家已经呈现「流行」之势，但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多大的市场，也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因为多数日本国民在现实生活中并未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威胁」。然而，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当日本面对「台海危机」和中国国防现代化步伐加快，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巨大反差等现实时，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开始倒向或赞同「中国威胁论」。目前，在日本的政、军、商、学界以及普通的民众当中，对中国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发展壮大的恐惧心理和不信任感普遍存在，已经成为影响日本社会主流对华观念和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二○○四年十二月，日本在新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明确指出，日本将密切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海上军事活动以及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等，这表明日本社会对中国抱有的恐惧和不信任心理，已在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在上述「中国威胁论」之外，还有一种从「中国崩溃论」的角度阐发的「中国威胁论」 。这种论调认为，由于中国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制度缺陷」，而且面临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干衡和贫富差距拉大等现实矛盾，因而今后的发展充满不确定因素；中国的经济甚至可能在发展途中受挫和崩溃，这种结局必然威胁到与中国有密切经济联紧国家的稳定发展。从内容上看，这种「中国崩溃论」虽然并不象前一种「中国威胁论」那样赤裸裸地煽动对华反感情绪，但它在刺激对华恐惧心理方面，实际上也起到了与「中国威胁论」异曲同工的效应。可以说，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大大刺激了「恐华」心理的产生和扩散，而「恐华」心理的存在和扩散，暗暗推动着日本社会对华感情由「亲近」到「疏远」的变化过程。
「历史问题」与「厌华」情绪
与「恐华」心理相互作用的另一种负面因素是「厌华」情绪的蔓延和扩散。从战后中日关系的总体发展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以「亲近」和「友好」为主要特征的日本主流对华观念达到高潮的时代。此后，对华恐惧心理和不满情绪逐渐取代「亲近」和「友好」，成为影响日本国民对华感情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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