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3月1日电／国家发改委近期表示，31个省（区、市）已全部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大多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中小城市基本实现落户零门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性通道全面打通。户籍管制松绑，顺应了人口流向大趋势。“十三五”规划中，国务院提出将建设19个都市圈。1982年至2016年，这19个都市圈常住人口从7.1亿增至10.2亿，人口占比由70.3%增至73.7%。在共享城镇化红利，推进包容性增长的背景下，跟着人口流动，作为生产、生活要素的土地，供给的空间格局也开始改变了。
上海证券报发表资深宏观经济评论人李宇嘉文章表示，出于区域均衡发展考虑，以往建设用地指标更多偏向中西部，对重点城市用地卡得很紧，这与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不一致。而国土部现在明确，2020年全面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地挂钩机制，对进城落户人口，按人均100平方米标准安排新增建设用地；发改委文件允许都市圈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地区调剂，《土地管理法》和《房地产管理法》同步修订，则扫清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障碍，大城市发展空间得到拓展。在都市圈导向的新“增长极”下，城乡二元隔离、户籍壁垒、要素自由流动藩篱，将统统被打破。作为近期热点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点是三地法律、服务、金融等领域规则对接，目的就是要素融合与建设统一市场。
文章分析，从大趋势来看，基于国家对流动人口落户在土地指标、转移支付、区域规划上的政策支持，加上扩大消费内需的政策相继“落地”，落户人口的巨大内需潜力，“抢人才”最终变为“强人口”。由此，连同人口、土地、公共服务等在内，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将迅速形成。这将重塑中国的经济格局，经济增长战略将从区域均衡为主转向区域一体化下的协同战略。顺应人口流向变化，土地等资源高效利用，打破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限制等等趋势，大城市、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内核心城市，这些在改革开放40年快速成长，已充分享受到资源积聚和融合红利，并开始向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创新能力强的“头部城市”，在借助互联互通和区域一体化，充分发挥“积聚-融合”效能，率先打造国家新“增长极”的基础上，未来将主动发挥“辐射-带动”的责任，助力中国经济转型。
以一线城市为核心的东部三大城市群，未来将更多承担“创新-升级”和“辐射-带动”的责任。一方面，三大城市群内部，高度聚集的要素，将在空间上重构，打造出多个都市圈，如珠三角的广佛肇、深莞惠、珠江中都市圈及更大范围的粤港澳大湾区，东莞、佛山、珠海等次级中心的城市地位将提升。长三角也将打造环上海、杭州、南京、合肥、苏锡常等数个都市圈，圈内各个中心城市也将充分发挥引领、带头和辐射作用。
都市圈内部，中心城市将致力于科技创新、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并与次级中心（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和都市圈内三四五线城市（内需腹地），形成完整的产业分工体系、“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体系。另一方面，通过与更广阔的外围（比如“泛珠三角”）在基础设施上互联互通，产业和空间规划协同，都市圈红利辐射到更大范围，从积聚中走向平衡。比如大湾区带动粤东西北等地区；长三角带动安徽、江苏和浙江内陆相对落后地区获得增长；京津冀通过通州副中心（与北三县协同规划）、天津和雄安新区形成的“黄金三角”，促进京津冀协同增长。
由此，都市圈内三四五线城市将获得更多机会。发改委文件明确了都市圈的内涵和建设路径。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在建设路径上，将以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同城化发展为方向，以创新体制机制为抓手，推动统一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这意味着，都市圈内三四五线城市将承接产业转移和分工，与中心城市互联互通。另外，中心城市已高强度开发，更新成本高，增量空间会借助互通和转移而向外围腾挪。顺理成章，未来都市圈内三四五线城市将是增量开发的重点。
文章指出，随着传统产业内迁、交通等基础设施同步跟上，加上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夯实内需基础，近年来中部经济各项指标表现亮眼。2018年，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逆势增长10%，较2017年上升3.1个百分点，明显高于东部的5.7%、西部的4.7%、东北的0.3%。而中部投资增长并非依赖地产拉动。2018年，中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从2017年的11.6%降至5.4%，高投资增速主要在制造业投资和基建等领域。2018年，中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4%，明显高于东部的8.2%、西部的9.3%和东北的6.1%。
尽管西部增长势能相对弱，但四川、贵州、重庆等人口明显回流，加上成渝发展带在西南“一支独大”，而西安在西北地区的发展态势喜人，资源积聚潜力很大，完全能搭上国家打造都市圈“增长极”的班车。从区位、资源禀赋和近期增长看，有望成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城市群的发展代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