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任何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外交政策都有其代价。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等）强硬提出关于所谓“人权”原则性问题不算难。毕竟，这些国家不是美国的盟友，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成为美国的盟友。但是，对土耳其或沙特这样的国家呢？一方面，长期以来，安卡拉和利雅得在美国一直被视为恶意侵犯人权者。另一方面，华盛顿急需与两国合作。如果白宫采用双重标准，如果人权问题服从于当前政治局势的考量，那么意识形态上的“十字军东征”在它开始之前就失败了。而且，假如拜登不想放弃原则，那么这种原则性的政治代价可能会过于高昂。
新“民主浪潮”未出现
但这还不是重点。如今，尽管“民主和人权”问题仍然很重要，但地平线上暂时没有掀起新的“民主浪潮”。如果说30年或40年前，公众对“自由”的需求是大多数街头抗议、政治起义和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那么，今天的公众更可能为他们认为不公正的事情抗议。过去一年发生的诸多事件，从西方声势浩大的“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到俄罗斯的纳瓦利内事件引起的广泛反响，反映出人们对社会公正的需求比对“民主和人权”的传统需求要强烈得多。
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公正的渴望同样是人类固有的本性。然而，在历史的各个阶段，这些渴望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对公正的需求压倒了对“自由”的需求，这给很多国家和全世界造成了影响——从苏维埃政权在沙俄取得的胜利到美利坚合众国实施“新政”。在20世纪下半叶，钟摆开始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这催生出“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导致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以及拉美多个军事独裁政权的垮台。
看起来，钟摆似乎在达到“自由运动”的极点之后，再次返回以公正为主要价值观的状态。倘若如此，那么中国领导人最近关于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的表态，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胜过拜登总统全部关于“自由民主价值观”和“人权”的“雄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