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后，意犹未尽的康德连发三篇地震科学论文，以里斯本地震为个案，力图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包括地震、海啸、火山等自然现象发生的条件、过程、原因进行解释，并且试图为减少地震灾害提供解决方案。其中一篇论文特别谈到火山喷发的利好因素：地热有利于植物生长，能够将地下丰富的盐质散发出来，而且含有硫磺的粉尘可以净化空气；此外，火山的冲击力还能够防止地壳僵化，并且断言人们甚至可以通过浸泡火山温泉增强体质（日后温泉疗法风行欧洲，与康德的鼓吹不无干系）。
对康德而言，里斯本地震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它促进科学研究，更表现在它已成为一种隐喻，激发这位柯尼斯堡“隐士”将目光从头顶的星空转向脚下的大地。正如德国历史学家乌里希·罗夫勒指出的那样：这场地震被认为是启蒙运动中“普遍的乐观主义的关键突破点”，通常也被视为启蒙运动的转折点——启蒙思想家开始将地震（火山、海啸以及瘟疫）等自然暴力视为推翻现有既定秩序的革命性隐喻——恰如日后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不仅于此，康德（以及随后的歌德）更从法国大革命中看到普通人未曾留意的“现代性转变过程中恐怖的一面”：滥权和暴力。
照历史学家的看法，无论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还是1789的年法国大革命，都让普通民众看到了革命暴力的合理性。自然暴力带来“地球的革命”，是自然运动的必然，所以政治动荡同样也无法回避。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就是“以自然的名义宣传，以自然的名义处决，以自然的名义批判”，藉此摧毁旧制度，为人类社会带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了强化革命的神圣性，火山喷发的形象也被有意无意地同暴力革命联系起来——山的神圣性与火的破坏性融合起来，形成政治化的“火山印象”：其中既蕴藏动荡，又充满活力，顺理成章地成为大革命的象征。支持法国革命的人，普遍对暴力充满同情和浪漫想象——相信暴力足以摧毁并改造旧制度，正如德国思想家恩斯特·阿恩特（1769－1860）所言：“暴君和国王如尘土，金字塔和巨像将崩裂，地震和火山喷发让他们陷入窘境。唯有真理永恒。”在这一点上，连康德也不例外——照罗素的说法，“在恐怖时代来临之前，他对大革命一向抱有同情态度。”
然而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并未就此止步。面对大自然威力无比的破坏力量以及由此引发的宗教纷争，康德首先提倡划分知识的界限，承认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他将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以及犹太哲学家门德尔松的学说斥为“独断论形而上学的最后遗嘱”，因为这一类乐观主义哲学学说无限夸大人类的理性力量，认为“所有的失败，所有的恶，都是知识不足所造成的”——只要人类不断学习新知，不断完善自我，便能实现人类社会的“永恒进步”。然而康德却认为，理性本身是无限的，但需经过浩瀚无涯的习得过程，因此从理论上说，除非人类长生不老，方能获得无限理性。按照康德的解说，价值一词（拉丁文意为“护堤”，古德语意为“庇护”），本意乃是针对消解人类生存意义的虚无主义，但如果人类以理性（工具理性或科学理性）为价值标准，便极有可能最终失去价值，因为科学理性是有限的，不足以充当人类生存的价值基础。唯其如此，康德不得不对知识加以限制，从而为信仰留出地盘——这即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1787）序言中所宣称的哲学领域“哥白尼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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