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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普遍盛行着三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反传统主义。 |
中评社╱题：文明冲突下的五四反思 作者：黄光国（台湾），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普遍盛行着三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今天我们要想建构华人自主的社会科学传统，学术界必须改变“横向移植”的习惯，对西方科学哲学的传统进行“纵向承接”。倘若我们懂得如何以“关系主义”作为预设，建构理论，我们便可以建构出一系列的“科学微世界”，来和西方“个人主义”的理论竞争，其最终目标则是以儒家文化作为基底，吸纳西方近代文明的菁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摆脱西方学术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术传统。
今（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思源学会”（中华本土社会科学会）决定和“新儒家”联合发表共同宣言“反思五四百年，重构文化中国”。在发表宣言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争议，很值得我们再进一步地反思。首先，我们要谈的是“思源学会”的立场：
一、五四意识形态
中国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失败之后，开始进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时期，对于西方列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几乎毫无抵抗能力。尤其是在1894年发生的甲午战争，清廷竟然败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不得不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割让给日本。日本在经过一个世代的励精图强，不仅打败中国，更在中国的领土上，发动“日俄战争”(1904-1905)，打败俄国，迫使俄罗斯帝国不得不将它在满州的权益让给日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宰割，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信心全失。
1916年，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通令全国尊孔读经，激起了一波新“新文化运动”。到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上，中国代表对日本妥协，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北京学生立即上街头抗议，新文化运动也迅速转变为一场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作为主要诉求的爱国运动。
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之下，大多数青年将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当作新偶像顶礼膜拜，新文化运动越演越烈，“吃人的礼教”、“打倒孔家店”变成喧腾一时的口号。尽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并未全面否定传统，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却演变成为“全盘反传统主义”（林毓生，1972/1983）。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下，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普遍盛行着三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反传统主义。在国共内战时期，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英、美的议会政治；亲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然而，他们对于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坚持，却没有两样。
二、文化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之间立即爆发了惨烈的内战。中共在1949年获取政权，国内情势底定之后，旋即发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李登辉在1994年掌握国民党内的实权之后，不久即唆使一批所谓“自由派”的学者，启动“教育改革”，彻底毁坏当年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社会根基。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台湾各级学校任教的日籍教师都被遣返回国。对于台湾的历史发展而言，民国三十八年（1949）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跟随国民政府撤守到台湾的两百万人中，不仅包括六十万大军，而且还有一群当时来自全中国各地的文化菁英，这些人在各种因素的因缘际会之下，被历史洪流陆陆续续送到了台湾，并迅速填补了日籍教师在各级学校所留下的真空。他们在十分艰困的情况下，在台湾社会中播下“文化中国”的种子。
在蒋经国主政的时代，跟随国民政府播迁来台的文化菁英，像孙运璇、李国鼎、赵耀东、尹仲容等人，和台湾企业界的优秀人士，像王永庆、张荣发、高清愿等等，再加上台湾民众的共同努力，不仅塑造出“四小龙”的东亚经济奇迹，而且把台湾的民间社会塑造成一个“比中国更中国”的“文化中国”。
三、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
目前台湾人的生活世界其实存有人间佛教、儒家文化和西方个人主义三套不同的文化体系。然而，由于儒家和佛教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内在超越”的“为己之学”，和追求“外在超越”的西方文明有差异；从儒家文化传统中很难发展出西方式的科学。西方的科学哲学必然要讨论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台湾研究生的养成教育则只谈“方法论”，他们倾向于把西方理论当作是“真理”，却不懂得如何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建构成客观的知识体系，因此台湾的社会科学界传授的大多是源自于西方学术传统的理论，他们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也大多是在套用西方的研究典范，用华人社会的材料，检验西方的理论。
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大多是建构在“个人主义”的预设之上，华人的生活世界却是依“关系主义”的法则而运作的。针对社会科学界这种盲目移植西方理论及研究典范的“自我殖民”现象，从1980年代开始，杨国枢、李亦园、文崇一等人便开始在台湾发起“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中国人不是不能发展科学，而是已经发展一种迥异于西方的科学，李约瑟称之为“有机体的科学”。在世界学术社群普遍为西方科学所宰制的情况下，我们要想发展出西方式“机械论的科学”（mechanic science），首先就必须正视“科学微世界”的属性，然后学习西方科学家如何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建构“科学微世界”。否则我们就很可能把西方理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真理”，只会做“横向移植”的翻译工作。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不例外。
四、《社会科学的理路》
今天我们要想建构华人自主的社会科学传统，学术界必须改变这种“横向移植”的习惯，对西方科学哲学的传统进行“纵向承接”。基于这样的见解，哲学虽然不是我的专业，我仍然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回顾西方科学哲学在二十世纪中的发展，撰成《社会科学的理路》（黄光国，2001），经过十年的实际应用，在思想完全成熟之后，并添加二章，介绍“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介绍我如何用“多重哲学典范”（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黄光国，2013）。
这本《社会科学的理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所讨论的“科学哲学”，主要是侧重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尤其强调由“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转变；后半部则在论述“社会科学的哲学”，包括结构主义、诠释学和批判理论。由于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许多门社会学科，都同时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性格，一个年轻学者如果想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上有所创发，非要先瞭解这两种“科学”的哲学基础不可。
从2000年起，我被委任为“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追求卓越计画”的主持人，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执行卓越计画的八年期间，我不断殚精竭虑，一面思考跟心理学本土化有关的各项问题，一面从事研究，撰写论文，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该项计画于2008年初结束之后，我又以将近一年的时间，整合相关的研究成果，撰成《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黄光国，2009）。三年之后，该书之英译本改以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之名出版（Hwang, 2012）。
五、“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统”
2015年，我从台大退休后，受聘于高雄医学大学，分别在南、北两地组织研究团队“思源学会”，鼓励年轻教师及研究生深入思考并讨论“中西会通”的相关议题。最近我综合大家的讨论，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儒家文化系统的主体辩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全面回顾过去三十年间，台湾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中所出现过的五种“文化主体策略”。该书的出版，更使我警觉到华人难以接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关键，在其文化形态的根本不同。因此决定重写《社会科学的理路》，添加两章，追溯西方科学哲学的文化根源，并厘清各种哲学思潮之间的辩证关系，于2018年8月中，出版第四版的“思源版”。
任何一个学术运动，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基础，便是找到了自己的“道”，这个学术运动便已迈向成熟阶段，而逐渐脱离其“运动”的性格，除非有人能找出更强而有力的哲学来取代它。
华人心理学本土化运动迈向成熟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总结其成功经验，继续推展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目前主流社会科学中绝大多数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预设之上，而非西方的文化，大多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关系主义的。倘若我们懂得如何以“关系主义”作为预设，建构理论，我们便可以建构出一系列的“科学微世界”，来和西方“个人主义”的理论竞争，其最终目标则是以儒家文化作为基底，吸纳西方近代文明的菁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摆脱西方学术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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