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一风暴：勇武路线的非法扩展
香港反修例运动潮起潮落，因七一占领立法会的极限暴力而迅速走向衰落，社运勇武路线盛极而衰。此次事件因特区政府主推逃犯条例修订引入“个案移送”制度而起，最初触及商界大佬安危顾虑，继而波及香港普通市民对内地体制与法治的深刻疑虑甚至恐惧，进而有美国、台湾等外部势力根据各自“战略性利益”强势介入，推波助澜。运动初期，特区政府对修例风险严重估计不足，只作为普通立法事务对待，预期社会不会产生较大反弹。这里存在香港“公务员治港”的政治判断与风险管控的视野和能力局限。由于危机管控及回应上的某些错失，以及香港积累已久的旧仇新怨，7月1日例行性的民主大游行没有成为焦点，激进的本土青年以围攻和占领立法会的勇武路线而占据了各大媒体头条，也刷新了香港“社运暴力化”的全新记录，对香港法治造成严重损害。
此次社运的暴力化在6月份的诸般事件中已有端倪：其一，此次运动对标“太阳花学运”，不使用暴力是无法达成占领立法会之最高目标，因此青年黑衣派的政治焦点从来不在所谓的游行广场，而在立法会议事厅；其二，通过网络社交软体Telegram等进行的政治动员口令与指南中已包含暴力的择机使用及避险技法；其三，青年运动人士尤其是学生被教导和灌输一种偏狭的正义观、责任感甚至献身精神，导致出现个别学生自杀事件，为勇武抗争赋予更大的道德化色彩；其四，占中之后反对派内部一直存在和平路线和勇武路线的分裂和对抗，勇武路线在香港法治与社会压力下一直未能充分展现正当性和吸引力，甚至其代表性人物梁天琦被判六年监禁，此次运动中本土主义青年迫切希望改变勇武路线的受压制状态，标榜自身抗争的道德正当性与有效性；其五，特区政府及香港警方的过度克制在某种程度上被解读为软弱，给肇事者以某种错觉，导致其一步步升级暴力，直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暴力因素的焦点化，导致此次社运的道德合法性基础面临解体风险。实际上，7月1日围攻立法会现场已经出现了反对派内部的分裂症候：其一，有部分原定参与大游行及围攻立法会的示威人士中途退回，表示与已经异化的运动保持距离，划清界限；其二，严正声明反对暴力的香港精英团体与人士越来越多，显示香港民意拐点临近，早期支持者已不再支持，沉默者也不再沉默；其三，泛民主派部分议员苦劝青年黑衣派未果，甚至遭到辱骂推搡，显示运动内部和平路线与勇武路线的显着分歧；其四，现场出现数起青年黑衣派殴打无辜人士及制作使用危险武器的事件，引起现场示威人士的严重不满。这些分裂症候和现场暴力场景经过现场无数家媒体及智慧手机拍照、录音的多途径扩散，为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各种人士所见证和惊愕。冲突场景里少有员警的镇暴行为，更多是青年黑衣派的暴力升级。也许香港内外对于修例仍然分歧极大，但对于运动过程出现的极端暴力则不可能有第二种立场，必然是共同反对。说到底，一切政治与法律文明的根本，在于提供和平生活秩序，如果和平不可得，那么人们所追求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又附着何处呢？以暴力摧毁社会秩序，是一种自我扮演成社会公敌的行为。是暴力的升级以及占领立法会的极端巅峰英雄主义体验，从道德根基处解体了这场运动的正当性。
在7月1日庆祝回归22周年的庆典讲话中，林郑特首再次提出政策检讨及侧重经济民生方向，指出了后运动阶段政府管治的基本方向，预期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相关立法议题会暂予搁置。
总之，反修例运动的异化及本土激进派对“一国两制”底线的冲击和挑战，试图同时伤害国家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本土完全自治”或“港独”迷梦，这是国家和香港需要共同加以反对和遏制的。我相信香港大部分法律人（除了部分政治化的政客型律师）会支持政府依法检控以恢复法治秩序的，这不仅是他们的职业伦理和生命线，也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本地基石。
四、重思一国两制：融合难题凸显
这不是一场“完美风暴”，而是香港民主民粹化及抗争暴力化的“法治暗黑时刻”。如果我们对这场反修例运动进行分期的话，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从中可以观察评估此次社运的变质与异化：
第一阶段为2019年2月-5月，特区政府立法闯关阶段，以快速立法程序寻求逃犯条例修订以提供个案正义和弥补法律漏洞，动机善良，操作程序及方法有误，引致社会反弹，反修例运动兴起，政府立法进程遭遇挫折。在第一阶段，反对派成功地将“法律问题政治化”，利用民众恐惧心理和对内地法治的片面理解展开了超强的政治动员，释放出不断增强的社会政治压力。
第二阶段为2019年6月，反修例运动巅峰阶段，出现数十万人的数次大游行，释放强烈的反对性民意，政府权衡利弊，决定无限期暂停修例并检讨政策错失。第二阶段的大游行规模和人数创下香港回归以来之最，对特区政府管治权的瘫痪效应放大到前所未有之程度。这种异常的政治景象完全超出了一般人对香港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看到了一幅“强社会、弱政府”的艰难管治场景。《联邦党人文集》的核心教诲之一就是，政府必须首先有权威和能力进行统治，才能提供民主善治的系列公共品。特区政府表面上是“行政主导”，实质面临着“四座大山”即立法会拉布、能动主义司法覆核、过于保守的公务员体系及不断激进化的社会运动之重重“围困”而难以有效施政，这是“一国两制”下香港本地管治的特殊制度困境，特首即便能力再强亦难以有效腾挪。此次运动之后，如何加强行政主导的制度保障也是应当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三阶段为2019年7月之后，以七一占领立法会事件为标志，反修例运动的基本诉求以政府暂停立法而得到回应，部分激进人士占领立法会、瘫痪管治权的暴力行为早已超出运动原初指向，而异化为一种隐约指向国家、直接针对特区政府、严重冲击“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勇武抗争路线的新范式。这一新范式是香港民主运动的质变和灾变，特区政府应当依法检控和遏制，香港泛民主派应当主动切割以避免遭受夺权及侵蚀，维护香港民主政治的基本道德底线。第三阶段应当是运动降温退场，特区政府实现民意逆转、推动“政治问题法律化”、依法严格精准检控以明晰合法抗争界限的理性收尾阶段。
不过，此次大游行及七一风暴亦表现出新时代香港与内地融合的实质性难题以及香港管治的结构性困难，不得不察：
第一，香港对内地体制与法治的不信任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这不仅来源于香港法治与西方的完全一致性及香港人的制度优越感，而且来源于内地法治与治理现代化进程未能充分完成及结构性成熟，甚至内地近些年出现的“左转”现象更加剧香港人的融合疑虑。
第二，反修例大游行暴露出中央在港管治权的不健全和虚弱性。“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权本来是中央基于信任而授予香港地方的，但却被香港反对派及外国势力滥用来对抗中国国家利益。蓬佩奥的一席话甚至超过了中央的多次喊话，美国对香港的超强影响力和“影子管治权”不容忽视。
第三，特首权威及行政主导制受到进一步冲击。基本法确立的尽管不是最为典型的行政主导制，但偏向于行政主导制，尤其突出特首对特区及国家的双重负责制，但这一体制在回归以来面临香港本地的四座大山而渐趋弱势化：立法会拉布、司法覆核、社会运动及公务员保守性抵制。即便是林郑特首这样的资深“公务员”仍然面临这样的结构性困局。
第四，大湾区融合面临多重制度与文化障碍。大湾区为“一国两制”和香港发展提供了通向未来的妥当道路，但香港精英对此怀有疑虑，害怕“被规划”，害怕丧失香港特性与自主性，害怕香港融入湾区就是降低国际地位，害怕内地体制与法治更强有力的体系性整合。这些害怕背后仍然是对西方的根本留恋及对国家体制和发展前景的不信任。
第五，不容忽视台湾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及对香港反对派的政治支持。大游行发生后，台湾陆委会及蔡英文乘机“抽水”，一方面从自由民主普适价值角度力挺香港反对派；另一方面污名化“一国两制”，吓阻堵塞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及两岸民主协商的意愿与空间。
第六，此次大游行中的反对派社会动员组织技术大有进步，建制派进退失据，形式偏旧，战力不强，需要检讨改进。建制派的社交媒体动员能力、议题与议程掌控能力、宣传话语的更新及系统化能力以及与民意敏感性的精准互动能力均较反对派有较大差距。如何增强建制派的论述、行动及民意沟通能力，是修例暂停之后建制阵营政治检讨的重点议题。
五、结语
总之，大游行及七一风暴标志着占中范式重新归来且有暴力升级，也标志着中美贸易战下“香港牌”再度升温，更折射出香港行政主导制的现实困境及中央在港管治能力的结构性短板。从具体事件而言，条例经特区政府修订后已经基本完善，反对派的政治要求超过合理范围，政府退无可退，中央亦不可能退，条例通过问题不大。从长期管治来看，大游行暴露出香港反对派向“忠诚反对派”转型的失败，也暴露出美国在香港“影子管治权”的强大影响力，进一步坐实了香港存在“国家安全性漏洞”的制度软肋。这些症候是“一国两制”面对的真实挑战，也是香港问题复杂性及国际政治秩序急剧变迁必然带来的现象。同样经历占中考验，特区政府及中央亦在政治与法律上成熟不少，尤其在中美贸易战下，国家体制与法律秩序正在经历更为严谨和理性的调整与重构，相信此次逃犯条例争议及相应的政治斗争经验，亦可进一步提升国家应对“一国两制”制度挑战及美国全方位施压的综合治理能力。
民族复兴无坦途，这是世界历史给出的基本教诲。“一国两制”内蕴坚韧的国家理性，即国家对港澳的高度自治授权与港澳对国家持续贡献力的理性结合。中央治港的出发点始终在于确保香港高度自治和繁荣稳定的同时，推动香港对国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实现国家发展与香港发展的互利双赢，并以此双赢结果在政治上说服国内其它地区持续接受香港高度自治的特殊宪制性地位。新时代的香港角色不再是单纯依靠欧美体系服务国家初期现代化，而是深度参与和支持国家的“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支持国家正在主导及展开的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构行为。香港反对派一叶障目，自私偏狭，美国则基于全球战略利益遏制中国，哪张牌好用用哪张，香港只是被利用，甚至可能被牺牲。只有国家是香港利益和发展前途的最终责任人。“一国两制”决定了国家不可能放弃香港，目前的大游行及政治法律争议不过是融合发展触及到的阵痛而已，但阵痛之后是新生，香港各界应当有所警醒，增强信心、责任感和理性行动力。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8月号，总第26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