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与会嘉宾对美国大选的结果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以及中国应该采取应对性政策展开了讨论。
岳晓勇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对中美关系以及战略环境的认识。一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调整不是特朗普开始的，是奥巴马开始的。当前这种强硬的对话态势在今后若干年，美国可能不会变化。二是，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尚未达成共识，仍要做客观分析。中国并非是此次大选的主题，但外交政策仍然是最突出的问题。
在直接对华关系方面，他总结了四个会对拜登产生影响的因素：一是前政府（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所形成的惯性，二是美国对华的消极舆论和政治形势变化已形成政治正确，三是美国各个产业界对华战略竞争意识增强，四是疫情和经济恢复压力。
由于中美关系已经涉及美国内外政策全局的问题，所以拜登上任后很快就会有新动作。一是在意识形态、重大敏感利益问题上要有一个基本政策定位，二是考虑对话和双方的交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一要坚持底线思维，二要坚持合作共赢，走和平发展道路。
倪峰认为，如果特朗普继续执政，根据其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宣布的五条对华政策，可以总结为两点：1、“脱钩”；2、“追责”。如果拜登执政，对华政策的系统性和总体性压力会上升。当然一些重大问题冲突的剧烈性和特朗普相比，会有所减少。
他认为，当我们拉长历史时间来看中美经贸关系时，可以考虑意识形态、物质利益、地缘政治三条线索。在中美交往史上，这三条主线不同的组合构成了中美关系不同的阶段。地缘战略是本质问题，是零和博弈问题。经贸问题仍然是连接两国关系最重要的纽带。
就政策建议而言，首先要以稳定、协调、合作的导向，当务之急是迅速恢复双方在政府层面的对话，这会对管理矛盾和冲突发挥正向作用。其次是该合作的地方合作，用这种合作来对冲竞争和矛盾。在经贸议题上也应该有所行动。
毛振华认为，第一，坚持寻找共同利益。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利益上，还是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我们要加大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加大经济金融上的开放力度。第二，要寻找在国际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机制。在国际组织重构的过程中发挥中国的积极作用。国内还需要有更底线的思维，包括补短板，加大供给侧改革，节约等。中国要做好自己的改革，做好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的世界合作。
陈琪认为，经贸有可能会发挥三个作用：一是促进中美关系，二是稳定中美关系，三是抑制中美关系。首先，中美结构性矛盾加大的情况下，经贸合作促进中美关系的空间非常有限。其次，即便特朗普没有连任，到明年新总统上台之前还有80天左右。特朗普有可能会制造一些新的遗产，这个新的不是继续原来强化的中美经贸的对抗方向，有可能会往回收，也就是他要为自己以后着想，要在中美关系当中有点个人做生意的空间。最后如果特朗普连任，也会容纳更多的建制派进来，中美经贸议题合作空间有可能会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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