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自2012年批判民主党政权未能解决的包括摆脱通货紧缩、少子化和老龄化等诸多课题，时至今日也未出现根本上的改善。安倍任内最大的政治目标——“修宪”问题也在2019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过后遭遇挫折，“修宪势力”未能获得超过三分之二席位，使得其“修宪”之路阻力重重。外交上，与韩国史无前例的交恶，与俄罗斯关于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问题屡次谈判以及与朝鲜的人质问题协商无果而终，均显示其外交成绩乏善可陈。
经济上，如果将“安倍经济学”看作是其任内“金字招牌”的话，一系列金融、财政刺激政策推行至今已经7年有余，“安倍经济学”的边际效益正在减少，“三支箭”的短期刺激作用逐渐消退，政策红利不断缩小。安倍内阁意在提高生产力和提升创新力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经济的改革却止步不前，少子老龄化危机和僵化的经济也并未有明显改善。过去7年间，提出的诸多目标均已实质落空。
2018年，日本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去年日本经济复苏已现疲态。2019年日本经济全年增长0.7%，经济实际已濒临衰退。2020年日本受新冠疫情和东京奥运延期的叠加影响，经济衰退已然成为大概率事件。随着日本全国进入“紧急事态”，消费者和商业活动的大规模中断将使本已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
党内外各方势力摩拳擦掌
4月16日，安倍内阁将“紧急状态”的范围扩大至全国的决定，与其说是安倍内阁带领日本正式进入了“战疫”的正轨，不如说是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巨大压力终于迫使安倍内阁放弃了保卫“安倍经济学”的幻想，向现实作出妥协。
安倍内阁关于“紧急状态”范围的决定在4月7日到16日短短几天内发生如此巨大转变，无疑将使日本疫情防控最高责任人安倍的政治权威受损，为今后日本各种政治势力转移责任提供口实。可以预期，日本政局在进入全面“紧急状态”阶段后，将不再是安倍晋三的独角戏，在安倍“一强”时代长期压抑的包括自民党内反对派、在野党，以及各种政治野心家均会瞄准安倍内阁在疫情防控问题上的“阿格琉斯之踵”发起攻击，引导舆论批判安倍政权，宣泄国民因疫情所产生不满情绪，进而获得政治影响力。
首先，在地方层面，日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正因疫情逐渐暴露出来。在“紧急状态”下，能够“要求”住民在规定时间和地区停止不必要的外出，并对企业家等限制店铺和设施的使用“请求”等防疫措施的执行权限不在中央政府，而在都道府县的知事。根据日本宪法规定，地方自治体的权力运行主要取决于民意支持以及地方议会对知事的支持与合作，不受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日本进入“紧急状态”后无疑增强了地方首脑的政治权力和舆论影响力。疫情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政治的工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