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陈孔立表示，对于处理差异，要水到渠成，不要立竿见影、急功近利。正如铭传大学公共事务系教授、中国大陆研究学会会长杨开煌曾提出的那样，“两岸关系的盲点在于急于求成，让人觉得北京有所求。很多人说为什么让利这么多，还不谈政治？这就是急于求成的表现。”
那么，又该如何走向两岸认同？
陈孔立表示，要巩固和发展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基础。其中他特别强调了社会基础。陈孔立援引了苏起的看法，苏起曾表示，“过去两岸关系和政策发言，政治学家说了算；但后来经济优先时期，则是经济学家主导；这次太阳花学运后，政治和经济学家，全输给了社会学家。”
陈孔立指出，在政治、经济、文化之外，必须关注“社会”，要重视台湾社会在两岸中的作用。所以，研究台湾民意、认同问题的社会学也应参与到两岸研究中来。
对此，陈孔立认为大陆很多学者对于该问题不够重视——若干大陆学者认为，两岸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命运共同体，称要化解“台湾主体意识”，最重要的还是推进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努力建构两岸经济共同体，实现两岸经济的一体化，增进双方的共同利益。打破“台湾主体意识”，解构“台湾命运共同体”。对此陈孔立表示，当前两岸认同差异很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本无从谈起。另外，从文化、经济方面寻找“药方”不见得有效，这其中需要社会学的参与。
陈孔立曾着有《台湾民意与群体认同》一书，他运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认同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和相关理论，并借助“集体记忆”，“共有观念”，“积极区分”这三个概念来分析台湾的民意，为构建两岸认同破题。他指出，构建两岸认同的模式是“双管双向互动模式”。
陈孔立解析道，两岸交流不必然会导致两岸认同，其中需要两个中介，即集体记忆与共有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群体对自己共同经历的记忆，具有凝聚共同归属、强化共同身份、形成群体认同的功能。这个集体记忆是可以建构的，例如在两岸ECFA经济合作，汶川地震、“八八”风灾相互援助的过程中，集体的记忆都在逐渐形成。另外，两岸也可以通过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来构建集体记忆。“要有意识地构建更多新的、美好的集体记忆，”陈孔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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