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无所作为，可能会成为社会群体谴责重要原因；而政府的有所作为，同样会成为公众批评的重要原因。政府成为人们发泄愤怒的靶子，政府每一项改革政策，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更主要的是，由于社会利益分配结构已经形成，政府每一项改革都可能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加以抵制。政府改革的成本越来越大，改革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在社会矛盾不断膨胀大背景下，一些政府官员习惯于左右逢源，他们利用社会不满情绪，从不同利益集团获取利益。譬如，一些政府官员公开支持房地产开发商经营行为，但是，面对社会汹涌而至的反对浪潮，房地产开发商不得不给政府官员必要政治“补偿”，让政府官员心安理得地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营活动。（部分经济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改革的腐败成本”）房地产开发商之所以与政府官员勾结，建立特殊权钱交易关系，根本原因就在于，房地产开发商这样做可以获得更多土地资源，同时也可以得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从而在房屋拆迁、买卖纠纷处理过程中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官员把自己掌握的权力转化为腐败的资本，与房地产开发商结成“神圣同盟”，在社会大变革中非法获取利益。
反腐败既要看到每一个案件的特点，同时也要看到腐败产生的社会背景。中等收入国家腐败现象各有特点，但是也有非常明显的普遍性。中等收入国家在反腐败过程中，往往面临同样的问题，甚至连腐败表现形式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分析腐败与中等收入之间的关系，不是为腐败寻找借口，而是探讨反腐败历史规律。在反腐败理论研究中，人们通常从人性角度和社会制度角度分析腐败的原因，但是，很少从社会现象角度分析腐败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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