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产生于特定经济环境之中，台湾经济从宏观层面言是外向型经济，亦即岛外资源和市场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全球化有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这已不仅是个理论概念，而是一个被台湾经济发展过程所证明了的事实。在这样一种经济背景之下，台湾的主导产业也是高度国际化的。由于岛内市场规模的有限性，台湾的主导产业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如1970-1980年代20年里，家电、纺织服装及运动器材等是主导产业，而1990年代至今，谘询电脑、半导体等取而代之成为主导产业，但不论产业结构发生什么变化，不变的是其主导产业与国际市场都有着密切联系；换言之，全球化的经济秩序对于台湾经济而言是不能变的。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如果说台湾经济还有一定优势的话，主要反映在资讯电子和半导体这两个主导产业上。台湾资讯电子业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以宏碁、仁宝等系统厂商所拥有的系统设计整合能力闻名于全球同行，也由此形成了其代工为主的发展模式。而半导体产业是台湾“两兆双星”重点发展产业之一，是迄今为止台湾最具代表性且发展最成功的高科技产业，而IC产业则是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主体，近年来更是在整个制造业中扮演了增长引擎角色。从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看，台湾在IC产业中游的制造环节和下游的封装测试环节稳居第一，但IC制造的大部分采用代工方式制造。台湾IC产业的主要产品是代工晶圆产品，且以12寸及以上的高阶产品为主；所掌握的核心技术是IC生产制造工艺技术，领先业界的16奈米鳍式场效电晶体强效版（16FF+）生产制造工艺进入量产，市场聚焦10/7纳米制程正全力加速研发和产能布建。在该项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使得台湾IC晶圆代工厂商占全球市场份额高达70%，并拥有极强的系统整合能力，也促使台湾IC业形成以晶圆代工为核心的包括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在内的上中下游垂直虚拟整合网路体系。
台湾资讯电子和半导体产业的成功主要体现为，一是成功地融入国际产业生产组织体系；二是形成了较强的生产能力（市场占有率）；三是出现了一批世界知名企业如宏碁、仁宝、广达、鸿海等。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功，主要有两个基本依托：一是IT产业的跨越全球的模组化分工；二是中国大陆富有竞争力的要素资源（劳动力和生产场地）的供给。
自198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出现了新的分工形态即模组化分工，简单地说就是微笑曲线上的不同阶段可以似模组被切割出去（outsources），出现包括OEM和ODM两种形态的产业分工，形成零元件供应商→关键契约厂商（统包商/系统厂商）→旗舰厂商的全球生产组织网路体系。例如，“苹果（旗舰厂商）——富士康（关键契约厂商或系统厂商）——零元件供应商”就是一个典型的全球生产组织网路体系。根据东亚经济发展的研究①，台湾作为一个追赶型经济体（catch-up economy）或后进者（late comer），在嵌入这个生产组织网路体系过程中，首先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规模化的生产制造能力，规模化的生产制造能力讲究成本管控，包括要素资源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管控，其次是需要充足的要素资源（尤其是土地和劳动力）供给。
1990年代的台湾社会经济状况，已经无法为企业扩大生产制造规模能力提供上述条件，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及各种吸引台商的优惠举措，给台湾资讯电子和半导体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具体体现为：
1、充足且相对便宜的劳动力及生产用地，以及大陆各地政府的各种优惠及服务，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2、大陆巨大的市场规模，为台湾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必要条件。
3、大陆为台湾的系统厂商与零元件供应商的虚拟整合提供了空间或条件。虚拟整合有别于传统的垂直分工或垂直整合，是现代供应链体系的一种形态，这是台湾诸如广达、鸿海等系统厂商得以成为世界知名大企业的关键。例如，鸿海集团布局全球的关系企业总数高达 841 家，亚洲地区472家，美洲地区286家，设立最多的国家/地区是中国大陆，有 274 家；鸿海的大部分供应链与制造基地在中国大陆，营收前五位的关系企业中，有三家在大陆。②显然，正是假中国大陆的要素资源和市场优势，台湾产业强化了在全球生产组织网路体系中的作用或地位，可以说进入中国大陆投资设厂与嵌入全球生产组织网路体系是一体两面，具有不可分的密切相关性。
因此，对于台湾企业尤其是知名大企业而言，全球化过程不可或缺一环就是进入大陆市场，这是地缘因素所决定了的，犹如全球化对于英国而言，首当其冲的是与EU的关系，对于美国而言则是与NAFTA的关系，等等。如果在台湾反全球化，就一定会衍生为反对两岸经贸关系。如果台湾产业或企业发展要“去中国化”，它的优势是无法维持的，换言之，“去中国化”是台湾知名大企业商业生命中最不能承受之重，经济人理性使然也，这对台湾经济而言也是一种比人强的形势。
政治领导人的产生涉及政治问题，如果出现一位具有社会知名度的工商大佬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确是台湾政治的一种变化，亦即传统政党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的解构式变化，或许会在施政理念和风格方面带来一些创新，在经济发展政策导向方面带来一些变化，在政府的公共福利和社会治理方面增添一些投入，甚至导致台湾政治版图或生态出现新的格局，等等。
结语
当下的台湾，从理论上言，职业政治人物、巨贾大贾、文人骚客都有可能你方唱罢我登台，万花筒似地变幻着政治色彩。但纵使政治或社会千变万化，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绝非一个空泛的政治概念，它是具有历史、文化和经济民生内涵的活生生的问题，台湾任何当选领导人都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亦即要在维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否上做出选择，这不是一个所谓“解构式变化”就能使之消失的问题。
另一方面，虽然由于社会分配不公、工薪多年不涨等问题，台湾社会部分人存在着一种反商“积怨”，甚至认为两岸经贸对岛内产生了所谓发展的排挤效应，希望出现川普式的人物。但基于上述对台湾经济特点及主导产业现状的分析，经济反全球化以及产业“去中国化”无疑等于“经济自杀”，既有悖于台湾的经济利益，也不符合工商界大佬们的经济人理性。可以说台湾就没有孕育高举反全球化大旗的从政商人的土壤，这既是台湾的宿命，也是台湾变化的极限所在。
注释
①参阅Alice.H. Amsden and Wan-wen Chu, Beyond Late Development，2003; 王振寰，《追赶的极限》，2010；宋磊，《追赶型工业战略的比较政治经济学》，2016。
②数据引自“鸿海帝国第二人”，（台湾）财讯杂志，2017年2月23日。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8月号，总第23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