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基于常规组织化渠道的代议制度和议会政治，长于稳定而拙于变革。历史上的若干重大变革发生前，反而总是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失序和骚动。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农业调整法》，是在猖獗的罢工、偷盗、抗租、叛乱的形势下，紧急出台的。由于没有统一的诉求，没有可谈判的对象，找不出幕后的黑手，政府只能寻求快速变革以快刀斩乱麻地化解危机。马丁·路德·金说：“暴动就是不被倾听者的语言。”比他早近半个世纪，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那段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句更是空谷回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显然，要避免真正长时期的混乱，只有居上位者始终戒慎恐惧、以自我革命的姿态反躬自省，来对抗一切集团一经组织化后不可避免会遭遇的官僚化、机械化、僵硬化危机。
第二，小资何尝不英雄。在三体人的眼中，地球人就是一群虫子。电影《普罗米修斯》中，人造人大卫打开装有异形的“潘多拉魔盒”时，说的是“大物始于小”（Big things have small beginnings）。可是，视同虫豸的地球人用权谋把三体人耍得团团转，异形最终的破腹而出更是惊悚万分。斯科特也在他的书中不止一次提到，微小粒子看似无序的“布朗运动”会造成意外后果：“微小的拒绝服从被复制几千次后，足以彻底打乱将军或国家元首制订的大计划……正如千万毫无头脑的珊瑚虫能够创造珊瑚礁，成千上万的不服从、开小差也能够制造经济或者政治上的巨大礁石。”（《六论自发性》，34页）小资产阶级，就此由边缘走到舞台的中央。这是一个饱受争议和诽谤的阶级，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并非“自为”因而还没有达成足够自觉的阶级，是一个具有软弱性、两面性、高不成、低不就的阶级。不过，如果考虑到当今世界越发呈现一种政治上的庞大官僚体系和经济上的巨大科层化管理体制的话，我们就会蓦然发现爹不疼娘不爱的小资产阶级的弥足珍贵。他们不是落魄的无产者，但他们是贫穷的资产阶级，是“新穷人”。他们固然从未放弃跻身大资产阶级的奢望，因而只能偶尔在自身被“踩到尾巴”的时候站在“鸡蛋”一边去对抗“石头”，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更加激进的贫困阶级之间显然有相契之处，能够相向而行。
小资产阶级是有一点资产的。或是土地，或是其他，聊胜于无。但他们的小是petty而非small，这意味着小资之小，不仅规模可怜，而且境遇可悲，甚至气质可鄙。小土地所有者、小手工业者、小业主，勤勉劳作，富于匠人精神，他们以一种“自我盘剥”的方式进行原始积累。如果你有过农村调查的经历，一定有这样的感受，在农户的成本收益计算中，自身的劳动投入是无足轻重、不计得失的，他们在谈成本的时候会谈到种子、农药、化肥、农忙时的雇工，唯独不在乎自身的劳动时间，似乎那是取之不尽、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