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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的底色与限度
http://www.CRNTT.com   2019-06-27 00:10:36


 
  2,个人教育与专业发展:依据台湾“总统府”网站,她大学本科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法学组、尔后分别获得康奈尔大学法学硕士与伦敦大学政治与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简称LSE,大陆通常翻译为“伦敦经济学院”)法学博士。其硕士论文研究竞争法,博士学位论文《快速变迁世界中的不公平贸易措施与市场防卫机制》(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她自己没有严格按照英文翻译的中文名称,属非常规操作)则研究国际经济法。

  1984年回台后出任政治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及教授(1984-1990)、东吴大学法律研究所教授(1991-1993)、政治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1993-2000)。她的学术晋升比较顺利,但目前能查到的学术成果不多,主要有:Taiwan's WTO accession: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Ing-Wen Tsai.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Brunswick Vol. 15, Iss. 3, Fall 1996: 34-44);《国际著作权法令暨判决之研究》(蔡英文译,载《欧盟著作权法令暨判决之研究》第六册),蔡英文编着,1996;《国际经济法规汇编》,颜庆章、蔡英文主编,1991;《国际经济组织之研究》,蔡英文研究主持,1991;《我国重返国际经济社会与国内贸易法规修正方向之研究》,蔡英文、张新平、罗昌发着,1990;另外一篇是被收入论文集的三人合作论文,Competition policy,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Kerrin M. Vautier, Peter Lloyd and Ing-Wen Tsai,2003。还有,她在政治大学任教期间与“暗绿知己”吴钊燮合作发表过《不公平贸易和防卫机制》,可能是由吴钊燮将其博士论文的核心部分改写后发表,但在台湾查不到此文的发表处。仅以这些成果,在台湾现在有可能评上副教授,但很难评上正教授。对她的专业水平,台湾学界有不少讨论,普遍的感觉是:水平尔耳,乾货不多。这有多重原因,其中一个是学术兴趣缺乏。她在2003年“陆委会主委”任上曾对两位撰写报导文章《蔡英文给法律人的一封信》的记者曾建元、许美惠说过,她学法律是为了满足父亲的要求,自己很讨厌当法律人,“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我很想把博士论文烧掉,然后从此不再看法律的书,因为我已经受够了”。⑧

  大费周章才找到上述信息。据说台湾把历任最高领导的私人信息都封存了,故无法在“中央图书馆”、东吴大学与政治大学的查询系统中获得她的学术成果信息,可见台湾相关学术机构在这方面显然“比欧美差”。

  与学术上的乏善可陈相比,她在政治上却表现出了过人的一面,以至于能在大中华地区的从政女子中脱颖而出。这与她对政治的思考与灵活运用有关。大致可以推断,她在就学与高校任职期间深入思考与形塑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与“台独路线图”。

  蔡英文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岛外“台独”重心已经从日本转向美国,黄彰辉、黄武东、林宗义等正在美国使劲推动台湾版的民族主义——“住民自决论”,并取得不小进展,典型如1979年1月,几个台独团体合并成立“台湾民主运动海外同盟”,以共同推动“台湾人民自决”。

  她在伦敦经济学院就学期间,学校的研究生培养还属于“放羊式”。依据她的说法,学校对博士研究生没有规定选修课与必修课,学生需要自己规划设计研究方向,导师从旁带领。因此,利用这四年时间,她谈了一次“英国恋爱”,并思考自己“要怎么走”。结果发现,“在这里,法律的规定成为很次要、技术性的东西,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国际竞争法,那种法律万能主义的观念,完全不合时宜,我在这里真正找到法律的灵魂,不再被过去学习经验所左右”。她没有说自己找到了什么“法律的灵魂”。推断是,她发现了“法律不过是政治的工具”。八十年代初期的台湾政治是什么情况?当然离不开戒严结束、开放党禁报禁所带来的台湾知识分子政治与文化认同重构,以及中美建交对台湾的巨大冲击。“住民自决论”在台湾开始蔓延。伦敦经济学院恰好提供了她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作为全球民族主义研究重镇之一,学院所属的族群与民族研究协会(ASEN)出版著名学术期刊《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而校区不过是伦敦市中心区(the City of London)相连的三栋楼,⑨学生之间串门、交流非常容易。

  对本专业兴趣缺缺的蔡英文,在谈恋爱、对付博士论文之余,阅读与民族主义相关的书籍、旁听民族主义理论家们授课并深受启发乃至神思飞扬,都很正常。她从康奈尔硕士毕业后转到伦敦经济学院,可能就与该校强大的民族主义研究有关。而男权思想严重的蔡洁生很可能反对么女搞“劳什子”政治,她因此不得不选了一个不喜欢的专业,实际精力则花在了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学习、研究上。毕竟,与令人热血沸腾的民族主义理论相比,国际竞争法中的“法律万能主义”当然“完全不合时宜”。因为,政治才是法律的灵魂,而在台湾实践自己的“台独”政治理念,才是蔡大小姐可以托付终身的“志业”。所以,她长期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与论文指导教师讳莫如深;所以,她接受了父亲的意见放弃了男友;也因此,她一毕业就回到台湾,很快就“涉政”并“如鱼得水”且因而越走越远。

  值得一提的是,围绕蔡英文的博士学位论文发生的奇怪现象:大英图书馆所属的英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EThOS)表示,她的博士论文属于限制接触类(restricted access);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院图书馆(IALS Global Law Library)这个英联邦最大的法学图书馆无法找到她的博士论文;伦敦大学中央图书馆Senate House Library从来没有收到她的博士论文;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第一次回信表示从来没拥有过(has never had)她的博士论文,第二次则表示她的印刷版论文已经遗失且原因不明,但这不是遗失的唯一论文(it’s simply a case of the print thesis having got lost. I have no idea how this actually happened, but it is not the only thesis that has been lost over time)。⑩依据英国法律,所有博士论文都应该送到上述单位存档与供查阅。作者可以要求将论文列为限制接触类,但不能不提交,否则不能毕业。我们不知道EThOS是否还保留有她论文的电子版(比她更早的博士论文都可以查到电子版),但知道一点:无论是她没有提交纸质版博士论文,还是提交了但神奇地遗失,都极为反常。合理的推断是,她处心积虑地隐匿自己的学位论文及相关信息,除了“获得LSE博士学位”,她不希望别人知道更多。而伦敦经济学院对博士论文的管理明显有问题,居然“没收到”或不止一次遗失博士论文。已知该校1988年曾发生贩卖博士学位给学生的丑闻,并导致当时的院长辞职。学校当年会贩卖学位,现在会不会为了某种利益而“遗失”某些论文?毕竟,大英帝国的历史信用有限。遥想当年,伊丽莎白一世可是公然入股海盗德雷克的美洲抢劫之旅并获利丰厚哦。

  她全职投身政界后还出版过三本书:《洋葱炒蛋到小英便当:蔡英文的人生滋味》(2011)、《一直同在Together &Forever:我们和小英一起走过的旅程》(2012),《英派:点亮台湾的这一里路》(2015),分别是她的首部自传、照片集与政治观点汇编。前两部是为应对2012年选举而推出的蔡式宣传品,也是其推进“台独”理念的文字与图片工具。 摄影集是政客版的写真集,一如“总统府”网站所用个人相片,艺术照味道浓烈。《小英便当》则是记者刘永毅的采访文汇编,属于“别人捉刀她挂名作者”而已。好玩的是,她在书中一反八年前的说法,大谈论文答辩委员会如何激赏她的论文,甚至于想给他1.5个博士学位,以彰显她在法学之外“对国际贸易有很强的学术背景”云云。这种“自体旋转180度并自我贴金”的“政治体操神动作”,无疑属于政客“技压群雄”的专长——政治表演。吃瓜群众因而只能表示:“可听不可信”,除非你像马英九那样,把博士论文亮出来让我们瞅瞅,并周知论文指导老师的名字,其老人家如果能出来“走两步”则最佳。其实呢,如果她说对操练台式民族主义有很深的体悟,吃瓜群众倒是可以“相信一下下”。

  3,个性心理:个体心理的形成与变化受多重因素影响,婚姻生活、养育孩子经历、重大人生变故等均属影响比较大的因素。婚姻生活使个体得以在日常生活中学习从异性角度考虑问题并承担角色义务,这是家庭稳定的必要条件。但也有可能走向反面,陈水扁的“惧内”与对妻子吴淑珍任性、贪财的纵容就是典型表现。绿营经常以“愧疚”、“不知情”为陈水扁开脱。“愧疚”大致存在,“不知情”则谈不上。以他的干练与智商,吴淑珍“笑纳”各路钱财是个长期过程,不可能对他做到痕迹不露,何况她的珠光宝气已经给了他明确的证据。

  培育孩子的经历会强烈影响个体心理,比如经常体会到生气之毫无意义、“冷静处理”是最佳方式,进而体悟到生命传承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特别的耐心。这方面李登辉不乏体会。

  上述两者均有助于个体学会妥协、避免抱持极端理念或采取极端行为。

  迄今独身的蔡英文曾经谈过两次异性恋。第一次的“美利坚之爱”已到谈婚论嫁阶段,男方却意外丧生。第二次的“英伦之恋”因为父亲的强烈反对而夭折。她深知,回台湾玩政治没有富豪老爸的支持断不可行。此后没有她的异性恋新信息。这两次情感经历不可避免会影响到她的心理。心理学研究表明,重大人生变故会造成情感的巨大创伤,使个体易于在情感与理念上偏离常态。在情感方面体现为易怒、走极端(或者消沉或者偏激),政治理念上体现为激进、偏好暴力等。她经常长时间怒骂手下、喜欢沿着台湾环岛高速开快车、崇尚街头暴力等均与此有关。

  有传闻她的性取向发生了改变,她则始终拒绝对此进行澄清,而其传闻中的同性恋对象则原因不明地瘫痪。另外,2017年台湾通过“大法官释宪”成为亚洲首个把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地。她对同性婚姻的支持也广为认知,虽然程度上不如“选战”时那么明确并因此引发同性恋群体的批评。

  4,从政经历:蔡英文并非纯粹的学者,从她的经历看,与其说她热衷于“做好学问”,不如说她热衷于“用好学位”。写作从来不是她的特长,她经常找人捉刀,根本无法如蔡同荣、林佳龙等“深绿战友”那样发表大量学术成果。而运作实务如组织、协调、谋划等,则是她的兴趣与长项。故而,她多方面参与“政府”事务,从出任顾问到担任谘询委员直至全职从政。经济方面,1980年代后期开始参与台湾对外经贸谈判,1992-2000担任“经济部”国际经济组织首席法律顾问,⑪以谈判顾问身份参与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与世贸组织谈判,1990年代还经常参加APEC会议并担任贸易及投资委员会服务业小组主席。政治方面,她曾担任陆委会谘询委员(1994-1998)、“国家安全会议”谘询委员(1999-2000)、陆委会主委(2000-2004),2004年加入民进党并成为不分区“立法委员”,进而出任“行政院”副院长(2006-2007),2016年赢得台湾地区选举并出任领导人。党务方面,于2008年当选民进党主席并在2010年连任,尔后于2014年再次出任民进党主席,直到2018年11月辞任以示为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大败负责。民进党1986年成立时,就把“住民自决论”放入党纲。蔡英文没有早早加入民进党,主要原因是时机没成熟。她玩政治的一大特点是:善于抓时机。 

  在几所高校任职期间,她仅写了数量很少的学术论文并编译一些论文集,以便满足“教职升等”与对教授的最低科研成果要求。她把主要精力放在参与官方的“谘询”、“顾问”活动,以便为从政积累资本。据悉她在谈判中表现出很强的能力,而那些涉外谈判经历也有助于她深化自己的“台独”理念、思考自己的“台独”之路“要怎么走”。最后发现还是要全职从政才行。因此于2000年藉着接任陆委会主委之机,辞去了教职,以便全身心投入到“台独”事业中。两年后就为陈水扁打造出了“一边一国”论。直到此时,她与李登辉可谓“神气相通心心相印如父女”,与陈水扁堪称“志业知己情投意合似情郎”,还可以加上横批:“台独”作合。

  但陈水扁的行事风格并不对她与李登辉的胃口,“一边一国”论又使得她这个陆委会主委被大陆“打入另册”。此外,她也意识到,如果政治上想有更大发展,不能只担任“客卿”与“专业政务官员”,而当“立法委员”是有效途径。所以,她于2004年辞职、加入民进党并获“不分区立委”这一优差。看这一步步,谁还敢说“小英老实、不会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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