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朱德总司令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向华南抗日纵队投降，接受东纵曾生司令的命令。父亲奉命以中尉衔，带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书去日军的一个中队队部招降。父亲携带一名台湾籍的俘虏当翻译，直闯日军据点。起初，日军中队长回答说，不能向中共军队缴械。父亲据理力争，说明国共、曾生和东纵游击队的关系，日军中队长不敢表态，只是客客气气请吃饭。父亲说肚子疼，婉拒吃饭，中队长马上取药出来。父亲犹豫了一下，就吃了鬼子的药，然后再吃了鬼子的饭，还喝了鬼子的酒。饭后，日军中队长答应向东江纵队缴械投降。父亲圆满完成任务，向指挥部覆命。
东纵北撤前，父亲接受任务调回香港工作。回港后，父亲被安排去香岛中学读书。他的一篇记载指导员牺牲事迹的作文《英雄含笑卧沙场》，得到班主任陈残云（后为广东省作协主席）的赞赏，作为范文贴堂。后来父亲到劳工子弟学校、摩托工会开展青运、工运工作。父亲善唱歌、会指挥，懂拉小提琴、吹口琴，写得一手好字，创办了“蚂蚁歌咏团”。当时，蚂蚁歌咏团与虹虹歌咏团等“虫”字旁的左派青年组织，团结了一大批青年，包括一些富家子女。也发展了一批团员和党员。五十年代，随父亲回大陆参加革命工作的“小蚂蚁”就有近百人。
1950年，父亲在香港九龙任团委书记。随后，奉命调回广州工作。任郊区团委书记，后任团市委组织部长并负责团校工作。
1956年公私合营期间，父亲被调广州市商业系统任职。初任市糖烟酒专卖公司经理、而后广州果子食品厂书记、广州二商局储运公司经理、局党委宣传部长。文革时一度下放二商养鸡场。不论怎么岗位，父亲一直勤勉工作。在印象中，父亲书桌上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父亲爱好广泛，音乐、乒乓、足球、麻将样样皆通。性情随和，和什么人都能往来，老战友，属下，朋友很多。
父亲文革前十七年，没有升过半级，亦从没怨言。文革后才知道，当年反地方主义，虽然没有抓到父亲什么辫子，但因为有东纵背景，在档案上留下“有地方情绪，不予重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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