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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
中评社╱题：“香港沉没乃历史必然”：危言耸听乎？醒世良言乎？ 作者：熊玠（美国），著名国际法专家、纽约大学在职终身教授
有这么多港人因不同的主观原因心怀不满，本来就蠢蠢欲动。而正好外界有国际势力蓄意要培训香港的职业动乱家，那就一拍即合；也一发不可收拾。那是因为唯一能团结这些不同组群的号召，就是反对现状。在香港人口的六个分组之间，毫无一个堪能凝固彼此的共同政治信念。他们唯一能同意的就是对现状不满。因此，群起示威抗议现状，成了他们唯一共识与愤感的表现。
一、导言
香港此次示威抗议活动从六月开始，已持续五个多月。其时期之悠长与牵涉人数之众多，历史上似乎甚难找到先例。其间，各界对香港表示关切的言论已如雨后春笋，更有展望香港未来之各种预测。在对香港“民主”问题的辩论中，除了两极分歧以外，竟然出现了若干老外（包括英美籍），根据他们自身久居香港的经历与观察——有的从港英时代即已开始——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直率心声。甚至认为回归后的香港，比以前英人统治下一百五十年来更为民主。譬如他们指出港英时代的港督全是伦敦指派而来；当时的“立法局” 都是由港督圈点指派，亦非民选出来。而回归以后香港特区的特首与 “立法会”都是由选举产生。尽管有人不同意它们选出的方式，但这个争论不是“民主”与“无民主”之争；而是何等“民主”方式才能令人满意之争。关于此点，西方媒体（连美国国会），不幸均未能辨别，而悉皆听取动乱者的偏激口号，而信以为真。
另外，还有美国人丹·科恩（Dan Cohen）制作了一个视频，其中针对香港示威游行者竟然挥舞美国国旗一事，提出一个绝妙问题：说假如在美国占华尔街游行中出现美国人挥舞中国国旗的话，是否会令人笑掉大牙？他的视频也用了大量事实揭露了香港骚乱与美国反华势力推动和平演变有直接关系。
对于此次示威活动的原始动机，也有人指出绝不能被动乱者“反送中”的不实口号所蒙蔽或愚弄。因为原先特首提交立法会讨论的“逃犯条例”，是针对如何解决在香港与台湾之间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能将在台湾杀死同是港人女友的陈同佳以合法途径遣返台湾受审。所以是“送台”而非“送中”的用意。奇怪的是，竟然有那么多香港人担心如果该条例通过之后，自己会有被送返中国大陆（故曰“送中”）的危险。难道是自己犯了见不得人的罪行、或暗藏有滔天犯罪的动机不成？
由于很多街道被示威者封闭，无辜行人也因遭受无情攻击而失去安全感，香港日常营业普遍衰落，所以很多评论者，对香港经济之未来也深表关切；唯持悲观者居多。但从香港回归后纵观来推断特区的“沉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据我所知，仅有一位作出如此大胆而坚定的悲观结论。值得我们注意与警惕。
二、香港“沉没”有其历史必然性（？）！
作出如此大胆而坚定悲观结论者，是台湾辅仁大学的一位颇享盛名的张大春教授。他的言论经过网上发表；题目就是：《香港沉没是历史必然》（以下简称“张文”）。他的开场白两句话 ——“不是香港不行，而是大陆变得太行”以及“香港不是没有机会，而是错过了太多机会”——可说刻画了他整篇论文的慎密思路与分辨逻辑。言简意赅，当之无愧。以下，我们且将这两大提纲分别加以简介，以飨读者。
对于香港错过的机会，张文举例指出了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的三次努力。第一次，董建华拟定“数码港”计划，要发展互联网科技。其时机正好是“谷歌也就刚在加州的私家车库诞生；脸书、维特连影子在哪儿都不知道”。论理当时的香港，无论在软件、技术、人才、资本，都是“秒杀大陆”。可是结果呢? 数码港被搞成了“房地产开发”。
第二次，董建华又提出“硅港”计划。引来台积电出身的张汝京想在香港搞晶片制造。没想到香港人“以‘炒地皮、炒楼价’理由，上街游行、坚决反对”。结果，张汝京被上海邀请，在上海成立了个“中芯国际”。现在“是中国最大、世界第四大的晶片制造商”。
第三次，董特首提出了“中药港”的计划。可是虽然香港有很好的条件，包括深厚科研体系与庞大的生物科研人员，但竟然因资金短缺，导至无疾而终。
张文对此一切发出肺腑感言。略谓：在1999至2005年间，“如果香港抓住了这三次机会，香港就已是“亚洲互联网中心、晶片制造中心、生物科研中心”。闻此不禁令人感慨疾首，呜呼吁嘘不已。
相反的，张文指出回归后的香港，“经济脱实向虚，掉头转向‘金融业、地产业、服务业’……所谓的金融贸易港，带来了大量的热钱过境……把经济炒成了虚胖。”因此，“‘金融的暴利’成就了香港，也惯坏了香港。”这样在政治上的后果，是产生了“社会僵化”。造成“年轻人没有出路，充满戾气……年轻人就一股脑跑到大街上，把戾气宣泄给曾经的‘穷亲戚’中国大陆”。
张文的第二大提纲，认为“不是香港不行，而是大陆变得太行”。以仅隔一河的深圳为例，张文指出：“80年代，以深圳为首的广东沿海，承受了大量转移自香港的制造业。很快，深圳完成了原始的财富积累。”虽然2000年之后制造业很快找到东南亚（包括越南）的转移地，但深圳很快“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科研创新、产业升级、中国硅谷’”。而讽刺的是，昔日仅是一个隔河对岸的小渔村竟然变成了拥有一批群星璀璨企业的世界级工业城。这是香港无法相比亦无法取代的。而香港祇剩下的“金融中心”，很容易有被深圳或上海取代的可能。
无可否认的，围绕“民主”斗争不休的香港把自己塑造成张文称之为“孤立的金钟罩”。“望着日渐崛起的河对岸那个小渔村，开始惊恐。之后愚蠢、怪特首、怪李家、怪回归、觉得这一切都是别人的错”。相比之下，“昔日封闭愚昧的大陆，变得开放、包容。昔日开放自由的香港变得愚昧封闭”。
张文的结论，巧妙地将香港的遭遇，作为台湾前车之鉴。故曰：
短短几十年，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最大的玩笑。
香港人啊？醒了没有？八字还没有一撇的“台湾人”是否也该醒了？
张文祇谈了香港的不归路，极为透彻与深入；但是，至于香港为何会走向它的不归路，并无暇兼顾。所以我们须要开辟新战场，谈谈其中的道理。简单的说，导致香港不归路的困境有两大缘由：一是内在的，另一是来自外来黑手干预。兹分述如下。
三、香港人口组成复杂、对中国之认同与政治倾向大有差异
一般人（包括人口学专家）提起人口组成（demographics），能想到的多半是人口密度、种族构成、生育率多少、人均寿命长短与移民结构等项目。但我所想到的不是这些，而是考虑到香港人口（包括不同辈份）来自不同的政治环境与遭遇、甚或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由于各种异样出身来源，因而对于中国的认同或意识形态的选择，彼此大有差异，错综复杂。故港人之间，甚难凝聚。而如果我们企图以这个角度来划分香港人口的组成，似乎无法寻找到可靠的统计资料来作科学的界定。因此我们祇能靠大胆的假定来做揣摸的分类，企图给香港人口组成划出一个模拟的图案。
因而想起最近一次讨论香港的论坛上，某老先生以自己是数代港人背景作了一个脍炙人口的分析与推断。据某老的估计，香港的人口，如以政治取向来区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大组别：
第一组，是当初（英人刚来时代）香港渔村本地早先祖辈所遗留下来的后代。到现今这一辈港人的政治信念是：心有中国（“偏中”），但不一定对目前共产中国友善（“非友共”）；如果要他们在香港与中国间拣选其一，他们选择香港的倾向会很高（偏港甚于偏中）。
第二组，是1949年随国民党撤离大陆但滞留港岛而未移居台湾的一代（与他们的后代）；这些人的政治倾向，主要是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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