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7月25日电／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高度，对推进平安中国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上升为基本方略，并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作出了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立足浙江、放眼全国，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了“平安浙江”建设战略，为探索社会治理科学有效之道形成了系统性方案、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为今天的平安中国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
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平安浙江”建设的重要论述和战略决策
2003年，浙江省人均GDP2434美元，呈现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但作为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省份和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浙江也“更早地感受到一些新的带有普遍性的矛盾和问题”，率先遭遇“成长中的烦恼”。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环境等发展相对滞后，社会治安、公共安全不断出现新情况，由各类矛盾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经济高速增长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和代价不断上升。面对这一情况，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一阶段，既是加快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各类矛盾的凸显时期”“一定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现实意义”“树立新的稳定观”。2004年4月22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建设平安浙江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开展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平安浙江建设。当年5月10日至11日，浙江省委召开十一届六次全会，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浙江成为全国最早提出并全面部署“大平安”建设战略的省份。
1.明确把平安作为改革发展的底线和普遍性要求，强调“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社会稳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平安浙江”战略是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新历史背景下，从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提出的，表明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问题。他曾指出，“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平安同样也是政绩”“富裕与安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富民与安民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他要求全省上下务必保持清醒和坚定，牢固树立新的改革观、发展观和稳定观。同时，在对待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方面，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平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连平安都难以确保，也就难以实现发展和改革，必须坚持把平安作为改革发展的底线和普遍性要求。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既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又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能以为我们现在强调‘平安’，改革与发展就可以放松了；更不能以为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影响‘平安’的问题，就因噎废食，不事改革，不抓发展”“如果不注重‘社会更加和谐’，就不可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更谈不上现代化。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两手过硬’，学会‘十指弹琴’，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放在十分突出的重要位置”。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浙江全省上下将建设平安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坚持发展与稳定并重、富民与安民共进，扎实推进“平安浙江”建设，促进了社会长期和谐稳定。
2.明确“平安浙江”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强调建设“平安浙江”目的是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建设“平安浙江”是着眼于广义的大平安而言的。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平安浙江’中的‘平安’，不是狭义的‘平安’，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同时，“广义的‘平安’不是泛化的平安，不能理解为把经济、政治、文化建设都包含在‘平安浙江’建设之内，大而化之地把它作为一个框，而是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之间的有机统一和内在联系，综合考虑各方面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使之统筹兼顾，同步推进”。围绕“平安浙江”建设，浙江省委提出了“五个更加”的总体目标和“六个确保”的具体目标，即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确保治安状况良好、确保经济运行稳健、确保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确保社会公共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这与和谐社会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是相符合的。习近平同志强调“平安浙江”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综合的、系统的工程，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表明“建设‘平安浙江’、构建和谐社会，决不是就平安论平安，就稳定论稳定”，而是把社会建设提高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突出强调社会建设对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作用，揭示了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交融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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