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不堪的现实面前，当政者本应反躬自省、亡羊补牢。如果美国精英有共识、民众不分裂、国会不党争，如果卫生医疗专家的声音能被居庙堂者倾听，那么美国的疫情防控形势可能会是另外一种面貌。但是，这些假设都不存在，美国错过了在疫情中完善制度建设的机会。死亡30多万人都不能让这些美国政客自省，还有什么能够唤醒他们？特朗普政府中的反华官员和国会中的反华议员更愿意寻找“替罪羊”，而不想“照镜子”审视自己。这些人无视美国民生疾苦，践踏法律和公义，大肆制造对中国“追责”“索赔”的荒谬言论，煽动反华情绪，一意孤行推动旨在剥夺中国外国主权豁免的立法，炮制法律依据，抛出对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及军方医学研究机构和个人进行制裁的无理要求。根本上，他们是以对华意识形态打压为工具，为自身抗疫不力进行“甩锅”和脱责。
貌似逻辑自洽的心理焦虑和冷战思维
二是美国反华政客对中国的焦虑心理不断加重，不仅从大国力量对比的角度，也从所谓捍卫“民主”和“自由”的角度，来界定中美关系。美国反华政客“锁定”中国共产党，针对的是中国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把中美关系从贸易战、科技战等力量型较量推向外交战、人文战等观念型碰撞，甚至引入“敌手”的意象和“新冷战”类比，其对华遏制战略昭然若揭，实质性恶化了中美关系的语境。
具体而言，中国经济成就引来美国反华政客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攻击，他们指责中国的国企制度、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及贸易政策等，以此贬低中国经济成就，破坏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中国科技发展引来美国反华政客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无端指责，他们蔑称华为5G技术“威胁西方价值观”，并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断中美之间科技投资、合作研发和技术转移的路径。战略上，美国反华政客把中国崛起与“集权制度”挂钩，影射中国的发展意图“不透明”“无诚意”。外交上，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治理能力的正常活动被美国反华政客指责为输出“威权主义”治理模式。美国反华政客给中方涉美的民间交往、学术交流和商业活动扣上“间谍活动”罪名，破坏中美民间友好合作的根基。美国反华政客对共产党员移民禁令和中国共产党党员签证限制等措施都做了“豁免”规定，即申请人须承认自己受胁迫入党或已经脱党，其弱化、分化中国共产党的意图昭然若揭。美国反华政客还渲染中国共产党与所谓“自由”世界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企图用“中共威胁”重新激活“大西方”，聚集盟友协同抵制中国的影响力，对中国进行围堵。
总体上，美国反华政客基于“冷战”思维，把中美之间的正常竞争与合作涂抹上意识形态色彩，形成一个看似逻辑自洽的闭环体系。但人们看到的却是这些人的一厢情愿和自欺欺人，却是这些人的封闭思想屏蔽了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纠错和完善的可能性。
挖坑埋雷、人走还要茶不凉的私利算计
三是在大选年加速美国政治重新洗牌的背景下，美国反华鹰派更加需要通过推行极端政治，凝聚国内“反共”势力，共同打压温和力量，确保自身在美国政治权力结构中继续占有一席之地。至于其反华政策会引起何种国际效应、是否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并非这些人的关注重点。
本届美国政府上台后，一批反华鹰派进入决策圈中高层。他们有的对白宫投其所好，有的迎合国内民粹情绪，有的对中国不了解或充满误解、曲解，有的受强烈的价值观或现实利益驱使，有的是在两党内想要反客为主的极右翼和极左翼势力。这些人不仅为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对华政策背书，并趁机崛起，还试图走得更远、更极端，在制造涉华舆论恐慌、毒化中美关系上发挥了恶劣作用。
他们受大选的刺激，认定只有进一步锁定中美战略竞争和制度对抗，使反华成为不可逆趋势，才能框定下届政府对华政策路线，压缩未来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空间，从而有利于他们继续推进自身的政治诉求。正因如此，特朗普政府在大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变本加厉地对华重拳出击，密集出台制裁措施，提速通过反华立法，批准新的对台军售，给继任者留下一堆不得不接手的“遗产”。民主党历来强调人权和价值观议题，可以想象，强化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对立，仍将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