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台湾方案与港澳模式的区别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发展对台“九点声明”，建议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高度自治的行政区域，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涉台湾的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等等。
从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至1981年9月“叶九条”的发表，标志着大陆对台政策由“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的重大转折。翌年，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先生将这一对台政策概括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个构想，既用“一个国家”来界定大陆与台湾的本质属性，又用“两种制度”包容海峡两岸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是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及同情心、同胞心的高度体现。这一构想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两岸关系发展进程及未来的和平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可见，“一国两制”的构想，原本为解决台湾问题而产生，后来却首先用于解决港澳回归问题，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由于“港澳回归”与“两岸统一”存在着差异性，加上“台独”势力的蓄意操弄，使“一国两制”在台湾被严重曲解并污名化，几乎成了“吞并”、“投降”的代名词。
实际上，相对于“两制港澳”模式提出的“两制”台湾方案，是因为台湾与港澳有许多不同之处。港澳问题属于没有主权争议的殖民地回归问题，而台湾问题属于有主权争议的非殖民地的政权统一问题，因而“两制”台湾方案该根据台湾特殊的历史和现状及两岸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制订。
4、“两制”台湾方案的初设框架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赵黎青教授在《中国评论》2016年4月号发表《关于两岸关系的若干基本概念》一文指出：一个国家从整体上看，由领土、国民与国家体制三要素构成。但是，从国家构成的特定要素的角度看，可以区分为领土国家，民族国家，以及政治国家。作为领土国家的一个中国，是由中国大陆与台湾构成的。作为民族国家的一个中国，是由同属中华民族的两岸人民构成。目前，在大陆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在台湾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关于领土国家与民族国家的一个中国的表述大致是共同的（不涉及蒙古）。两岸关于一个中国的分歧只限于政治国家，各自表述的“一个中国”则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这是两岸政治分歧的核心所在。赵教授在文中还阐述了主权的统一性：两岸两个政权及其两个国家体制并存现状违背了中国主权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在中国领土上存着互不承认、互不服从的两个最高权力机构、两个中央政府与两个国家元首。中国主权国际代表权的统一性也遭到损害。解决两岸政治分歧，就是要实现两岸人民与政府对中国主权在所有权、掌控权、代表权与行使权方面的统一。
为抛砖引玉，为行将展开的两岸民主协商提供一些参考，笔者尝试提出一个具有两岸特色的“两制“台湾方案的初步框架：
与美国每个州都有宪法的“联邦制”宪政体制不同，对奉行“单一制”宪政体制的国家而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部宪法。未来中国在宪政体制上应以“单一制”为主，兼有“联邦制”的某些特点，实行“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两个政府”。具体实施步骤是：
首先由两岸各方经过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推举有代表性人士组成“预委会”、“筹委会”，酝酿制订《国家统一法》并启动修宪，将统一法主要内容写入新宪法。依据新宪法及统一法产生“中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台湾政府”以及国家元首和副元首。国家元首和副元首分别由两岸各自选出的领导人担任。中央政府设立有台湾官员加入的外交部和国防部，共同管理外交和国防事务。台湾政府不再设外交部和国防部，但原有的其他各部会架构及职能保持不变，更名为中国台湾某某部，并与中央政府对口的各部委保持平等互动的行政模式。台湾仍保留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的机构和职能，名称为中国台湾某某院。台湾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最高领导人为台湾地区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并成为中央政府主要领导人，可以有尊严地访问各国或接待外国政要，扩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谊，拓展中国台湾的国际空间，加强台湾与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应保留相当比例的名额给台湾各界代表。台湾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高度自治的准国家级行政区域，拥有宪法之外的立法权、司法权、终审权和军队，其党、政、军等系统都由自己管理，其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财经货币制度等不变，中央政府不干涉其内部事物，也不派员参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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