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世代比较认可民进党的一些政治主张，特别是在两岸关系方面，比较亲民进党。这如前所述当然是民进党成立30多年来，利用各种条件，坚持不懈地长期改造台湾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果。在这种内因的基础上，当台湾外部环境提供了民进党打“主权牌”、“统独牌”的契机时，外因的作用就会显得很强大。
事实上，影响2020年台湾大选的主要外因包括三个：第一个就是大陆在2019年1月初提出和平统一五大政策主张，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让蔡英文“捡到枪”。事实上，这支枪本来就是民进党制造的，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捡起来用。所以，蔡英文当天下午就跳出来利用“不愿统、倾向独”的普遍民意，公开反对统一，甚至故意把“九二共识”扭曲为“一国两制”。
第二个更大的外部因素是香港动乱。香港是“一国两制”的实践地。蔡英文声称“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来影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不好。这也是利用“不愿统、倾向独”的普遍民意打“主权牌”、“统独牌”的做法。
第三个就是美国因素。台湾人一直有“哈美”的情节，认为美国会保护他们。现在中美关系进入到战略竞争的时代，美国为了利用台湾对付大陆，在这次选举中公开支持蔡英文及民进党。美国做出了一系列支持蔡英文当局的事情，包括通过“与台湾交往法”等，让台湾社会认为蔡英文当局是能得到美国的支持的，蔡英文当局一边倒向美国的做法也正是在利用台湾的“哈美”情节。
这些外部因素最后使得整个台湾社会的氛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台湾社会的氛围主要是对民生经济不满、对蔡英文当局施政不满。但2019年台湾社会的主要氛围逐渐发生了显着变化，“不愿统、倾向独”的所谓“主权捍卫意识”燃烧起来了。这种氛围环境十分不利于韩国瑜与国民党的选举。
在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的量变过程中，台湾的媒体与舆论体系多被“绿化”。蔡英文当局实际上也加强了对媒体与舆论的掌控。台湾媒体与舆论体系在台湾社会氛围的变化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结果，不利于韩国瑜及国民党选举的东西满天飞，不利于蔡英文及民进党选举的东西基本上都很难发酵。
选后很多人认为外部因素有巨大作用，但实际上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因为内因如此了，才会让蔡英文“捡到枪”、“捡到炮”，外因的作用才显得很巨大。
事实上，2020年的选举结果基本上反映了当前台湾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生态的结构。总体上看，选举过程中，蔡英文及民进党基于台湾内因，利用外因有利因素，主打基于统独立场的“主权牌”、“美国牌”，总体上有效掌控了选举议题，有效掌握了选战主战场，呈现积极进攻态势；韩国瑜及国民党多数时候呈现被迫因应、拿香跟拜、被动挨打的状态，基本上陷入人家设定的战场中跟着打“主权牌” 、“美国牌”。结果，这次选举基本上回到了“蓝绿对决”的局面。而在“蓝小绿大”的结构下，选举结果可想而知。
本来韩国瑜、国民党的优势在于打“安全”、“有钱”牌，但是未能充分利用有利因素、适当应对不利因素，未能有效掌控选举议题，未能掌握选战主战场，基本上跟着人家打“主权牌” 、“美国牌”，结果选举中“捍卫主权”成为选举的主要议题。这激发了很多有所谓“主权意识”的台湾民众出来投票，并支持蔡英文。结果这次投票率高达近75%，蔡英文也创造了领导人选举票数新高，拿到了57.1%的选票，高达817万票。
韩国瑜加上宋楚瑜的得票率是43%。57:43基本上体现了台湾当前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结构。韩国瑜拿到逾38.6%的选票，实际上已经让一部分政治“中间”的庶民甚至一部分政治“浅绿”的庶民支持他了。按照国家认同的比例来看，目前认同“两岸是一个国家”的人不到25%，认同“两岸是一中一台”的比例高达66%以上。这样看来，实际上蔡英文得到的票还没有达到持“一中一台”的国家认同比例那么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韩国瑜打“安全牌”、“有钱牌”实际上已经起到了部分平衡作用，就是拿到了一部分虽然在所谓“主权意义”上面认同“一中一台”甚至趋向将来“独立”的一些选民的票。这部分人基于和平安全的顾虑，基于民生经济的考虑，没有投蔡英文的票，所以蔡英文并没有拿到66%这么高的选票，而只拿到57.1%。
这样看来，韩国瑜虽然最后输了，但是他打的“安全、有钱”牌，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成效的。所以这场选举，韩国瑜实际上并没有大输，基本上反映了当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结构状况，只不过他没有充分发挥有利因素的作用，没有适当应对不利因素，未能掌握有利于自己的选战主轴，而是进入到了别人设定的战场，这样很难赢得更多的选票。现在是“绿大于蓝”的时代，即便是所有的蓝营选民都支持他，他也赢不了，所以得想办法另辟战场。
韩国瑜及国民党有利的战场包括两个：一个是进攻民进党执政成效不彰、贪腐等问题；另一个，自己要做一些事情，证明自己能够让“台湾安全”、“人民有钱”，要在这方面做出成绩来。毕竟韩国瑜现在不是庶民，是市长，他要兑现选高雄市长时的承诺，让高雄市民发大财。而这一点也是韩国瑜没有做好的地方。结果他在短时间就要离开市长位置出来参选领导人的正当性、说服力就明显不足了。
事实上，高雄市2019年上半年的民生经济数据还不错，但是下半年就不行了。韩国瑜也只有3月份来过大陆拜过码头，签了一些出口订单，陆客团也有到高雄。韩国瑜的团队并没有继续深耕大陆，跟大陆交流合作，也就意味着后续就没有足够的陆客到高雄了，也没有足够的订单购买高雄产品了，最终没有能够让高雄市民继续发大财，他离开高雄参选的正当性就一定会受到质疑。
毕竟台湾多数选民还是小市民，不太认同刚刚当市长尚未兑现承诺就离开高雄去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除非韩国瑜在高雄任内能够兑现让高雄人民发大财的承诺，高雄人民才会同意他离开高雄去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如果韩国瑜确实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其他县市的庶民才会确信韩国瑜当台湾地区领导人也能够让他们发大财，才会有更多的民众支持韩国瑜，甚至会有更多的首要追求安全、有钱的“浅绿”庶民支持他。如此，才有可能突破蓝绿格局，赢得选举。
四、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质变下的新脉动
在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质变下，虽然韩国瑜败选，但是“韩流”的势力仍在发展中。这是一个新的社会脉动，是值得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大陆对台工作重视的社会现象。
如前所述，台湾民众已经被民进党洗脑20多年了，民进党已经进入了“政治正确”的收获期时代。但是近20年来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贫富分化，广大庶民获得感不足。特别是台湾经济成长持续下滑，“闷经济”已经长达20来年了，广大庶民对很难赚钱的民生经济困境是越来越不满的。而六次普选、三次政党轮替以来，广大庶民发现国、民两党的权贵们都在骗选票、分蛋糕、分资源，并没有解决他们的“有钱”诉求。很多庶民开始“经济觉醒”，特别是那些45岁以上的民众曾经历过“钱淹脚目”的时代，发现近20年来越来越难赚钱了，所以率先“经济觉醒”。结果，台湾社会开始出现庶民因“经济觉醒”而“起义”的现象。这正是所谓“韩流”的主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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