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们要重新认识“中国大陆崛起”对台湾的意义：事实上，“中国大陆崛起”是本世纪的变局中，最重要的“变数项”之一，由于中国的体量，中国的速度决定了本世纪的国际格局大大不同廿世纪。简而言之，“中国大陆崛起”引起了世界的焦虑，一言以蔽之，“中国大陆崛起”引发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宰的国际秩序出现变化，从廿一世纪的1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大陆周边国家与地区的焦虑，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重新做安排，有的国家选择中国大陆，大多数的国家选择政、经分离的新策略，也有的反而是紧抱着旧势力，一面倒地抱住帝国主义的作法；在迈入20年代之后，形势已有变化，西方国家的焦虑上升，导致他们为了应对中国大陆崛起，作出不同的判断，西方阵营的团结出现分歧，甚至是分裂。当今世上对“中国大陆崛起”最为焦虑的是美国，从奥巴马到现任的领导，美国都是在焦虑中寻找应对“中国大陆崛起”的良策，但是过去的岁月已然消逝，这是定论，特别经过此次新冠疫情之后，国际秩序的转移已愈发明确。然而，此一对台湾而言，攸关“生发”（生存与发展）的大事，台湾的理解，台湾的选择，令人费解，好像依然停留在上世纪的“中国崩溃论”的认知和期待之中，这和台湾这样一个需要向世界开放和交流，才得以生发的地方，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总的来看，台湾社会依然抱持自我高傲的、文明的立场，去对待“中国大陆崛起”，这样的社会集体心态不调整，在两岸关系中受制于人的态势不可能改变。
大陆“新型举国体制”抗疫
台湾要正视大陆制度优势
第二，我们要重新理解中国大陆的制度：由于蒋氏时代反共，和长年亲美的价值观，培养了台湾社会深厚的“反中”、“仇中”的社会基础，为什么“反共”，反共时代因为共产主义是邪说，共产党的制度是专制独裁，到了“仇中”的时代，台湾把自己移植的西式民选制度，视为唯一正确的制度模式，并以之成为认同对抗性的根源，所以从台湾当前的舆论环境来看，似乎很少能够听到一个比较客观、全面、差异的角度评价大陆制度的论点，一直以来，只有单一的“对、错”的标准；然而制度是历史的、国情的选择，所以制度有差异，并无对错，有利于台湾的制度未必适应于其他地区的管理，新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快速的崛起，国际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制度的关注，也从“民主、专制”转到促使国家“发展的效率，治理的效能”的评量，在以往40年中国大陆的发展，让人们注意到一个可以使14亿人口现代化的国家体制，而去年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又通过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代表了他们对自己制度的自信和不满，希望与时俱进地改善制度的不足。今年大陆的抗疫战争中，习近平使用的一个概念就是“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的第一场考验就是针对一个无形而所知有限的“新冠病毒”，坦白地说在地方抗疫时期，中共的制度表现，几乎让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之后由中央接手“抗疫”进入国家治理阶段，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效率，如今的大陆的疫情“内防扩散”的任务基本终止，到目前为止，毫无疑问第一场战役是成功的，从而进入“外防输入”和“复工、复产”的第二阶段。
从现在看来，中共的“新型举国体制”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一是动员能力。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随时都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国家重要资讯，例如有那些物资，物资数量有多少，物资存在哪里？谁有权可以动员，如何动员？动员需要多少时间？这一点以往用在战时，大家都相信所谓的发达国家可以表现得很好，然而从此次抗疫的角度来看，何以许多发达国家完全没有优势，反而是北京政府可以立刻切换平时的救灾行动为战时的抗疫行动？特别是在国家治理层面，全力介入之后，不论是专家建议的尊重、重大决策（封城、封省）的果断，政策（社区管理、居民的排查）的执行和贯彻，疫情的发布，庸官的撤换，医疗物质的调控和生产，医院的建设和使用，医护人员的调配，生活必需的给养，各级教育的安排，病人分级医治，疑患的隔离，以致有序复工、复产等，大都有效掌握，逐次完成。但台湾这边很少有人这样去评价，只看到地方治理阶段的隐瞒，国家暴力对舆论的管控，整体过程中的瑕疵等等，看不到“新型举国体制” 的惊人动员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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